隨著跨國婚姻與兩岸婚姻的興盛，嫁到台灣的大陸新娘、外籍新娘越來越多，但不可否認的上自法律、政府單位，下至民間百姓，仍對於大陸新娘、外籍新娘等新住民存有一定程度的偏見與不公平待遇。
儘管不少台灣人嘴上還掛著「番薯」、「芋仔」的區分，「四大族群」的分類近年也已相當通行；但不旋踵間，台灣大陸新娘、外籍新娘等外籍配偶的人數已經接近五十萬人。外配加上他／她們的第二代，整個「新住民」人口已經達七十一萬人，遠超過原住民人口總數，成為台灣第四大族群。
當台灣對自己「移民社會」的歷史和根源開始有更多認識之際，大家不能忽略的是，這個「移民」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，並為台灣的人口成分添加了新的要素。除了較高比例的陸配，亦有三分之一外籍配偶是來自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柬埔寨等國，為台灣接起了與東南亞更緊密的聯繫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婚配，從東南亞引進的外籍勞工人數已接近五十萬人，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四周，協助台灣建設、照顧家庭老小，撐起台灣基層勞力工作的一片天。
廿多年前，當台灣用「外配」和「外勞」來稱呼這些外來移入者，那個「外」字代表的是一種區隔，顯示內外有別；但廿多年後，我們會發現這兩類「外人」已逐漸在台灣生根，他們代表的不再只是工具化的「生殖」或「生產」，而逐漸融入社會，成為台灣人口、文化、生活和未來競爭力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以「移工」之稱取代「外勞」，以「新住民」取代「外配」及其子女，已不是人們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，他們已成為社會事實。
追本溯源，移工的引入，是為了替代台灣人從事已不願再投入的辛苦、單調、危險工作。從重大公共建設，到居家老人孩童的照護，移工填補了台灣勞動力的缺口，讓本地年輕人與中壯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投入職場拚經濟。事實上，移工堪稱是促進台灣繁榮與安定的無名英雄。然而，友善對待移工背後的外交戰略價值，卻很少被正視。移工在台居留汲取在地風土民情，返國之後，可能成為台灣最佳的草根大使。
例如，菲律賓馬尼拉街頭穿梭著各式改裝的載客吉普車，台北市勞動局長陳業鑫在造訪時，驚艷其中有輛吉普車車身彩繪著中華民國國旗。當地友人解釋，車主應是曾經來台工作的移工，感謝台灣雇主的善待，讓他能返鄉創業。
事實上，在台灣漁民菲律賓發生漁業糾紛之際，乃至越南發生排華燒廠風潮時，都可以看到有台灣經驗的移工和外配發表支持或友善台灣的聲音，甚至成功發揮在地力量阻止了劫掠暴行。如果人們平日對這些移工及新住民保持主動而友善的關切，積極爭取他們的認同，這股力量不論對內對外，都將受用無窮。
在目前全球化及區域市場整合的趨勢下，隨著東南亞市場崛起，擁有東南亞血緣及雙重文化下成長的新住民二代，正可以是台灣搶進東南亞的重要支柱。若他們通曉母語，保持對母親原居地的臍帶關係於不斷，將可成為台灣布局東南亞的尖兵。
遺憾的是，東南亞新住民及其二代在語言及文化上的利基，至今並未被此間政府與民間充分看見。許多東南亞新住民家庭中，往往不鼓勵甚至排斥使用母語；政府在教育及政策所建構的母語環境亦不夠完善，更欠缺能引發新住民二代學習母語動機的鼓勵政策；尤其社會對新住民的有色眼鏡仍未能全然摘下，新住民二代常欠缺自我認同。這些，都有必要用更積極的作法去引導改變。
早年，政府為了彰顯中華文化傳統的正當性，曾投注大量資源鼓勵海外僑生來台求學。這樣的僑教政策，讓返回僑居地的僑生成為重要的親台力量，鏈結起台灣與原本並無太大關連的東南亞華人社會。而留在台灣的僑生，也在各行各業打拚、奉獻，反哺台灣社會。
而對於大陸配偶，台灣本可以利用這些陸配，讓大陸地區人民更瞭解台灣，但卻因為政治上的因素，卻極力壓制這些在台灣的大陸新娘的相關權益；我們又要如何期待這些大陸新娘心向台灣，為台灣發聲？
現在，我們面對為數更多的移工、新住民／新二代族群，要繼續只是把他們當作填補勞動人力缺口，以及搶救少子化危機的工具？抑或是站在國家生存戰略的制高點，思考如何善用、開發這個新興族群的潛力？過往的僑教政策正好足以作為思考的借鏡。
善待移工、新住民／新二代，是人道與文明的基本展現；而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，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。為台灣的未來積極看待大陸新娘、外籍新娘等新住民和移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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